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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史人物

王明扬

(1913—1942)

王明扬,原名王炳康,1913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市江东古藤桥。祖父和父亲都在上海,一从医,一经商。王明扬两岁时,全家即迁居上海。幼年他求学于九亩田万竹小学,毕业后进入南市民立中学。在校时,他经常阅读鲁迅及其他进步作家的著作,思想见解高人一筹。1931年,当他还在中学读书时,就积极进行戏剧创作,并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同年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的父亲及亲戚都是商界人士,家庭生活优裕,安于现状。1927年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残酷的反革命大屠杀,全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父母对王明扬经常夜不归宿,很是担忧,生恐他的行为打破家庭平静、安逸的生活,甚至招来杀身之祸,劝他少外出。为了排除家庭的忧虑和阻力,他用生动的事例向父母宣传只有国盛才有家荣。他说: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,假若人人怕死,何人救国?”同时还写了一片慷慨激昂的论文呈给父亲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陈述了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国难日深的现状,说明自己立志救国,其志决不改变。这发自肺腑的一席话,使得父母心悦诚服,从此,对他的革命活动不但不再阻拦,且给予支持。

1933年,党组织因他在“左联”工作出色,调他到上海中央局出版部发行科任科长,1934年兼管出版部印刷厂的发行工作。印刷厂发行工作的任务是以极其秘密的方法,将印好的书刊分发给各工厂、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和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等外国组织,然后由这些组织散发出去。当时的上海,国民党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,狼狈为奸,不择手段地对付共产党,镇压革命。所以,发行科和印刷厂的人选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,由最可靠的干部担任。在恶劣的环境中王明扬身负重伤,工作十分勤奋。诸如印刷厂地点的选择,房屋的租赁,印刷机器、印刷纸张及印好书刊的运送,他一一过问,与印刷厂的同志一起进行。他以做生意为掩护,把纸张运进栈房,然后在深更半夜打开楼顶晒台,搬到隔壁印刷厂去。他这样日复一日的出没于大街小巷,尽管经常乔装打扮,有时扮成商人,有时西装革履,还有几次被敌人盯梢,还被搜查过几次。但每次他都机智的把“尾巴”甩掉了,或者巧妙而又敏捷地将包裹隐蔽起来,泰然自若的接受敌人的搜查,对答敌人的盘问。

1935年春,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和其他机关遭到国民党大破坏后,王明扬及其领导下的发行科、行印刷厂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。他由亲戚介绍,先后在英商天祥洋行、法商保险公司当小职员。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他以职员身份加入上海职业界抗日救亡协会。在协会中,他又与党接上的关系,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救亡运动,并成为救亡协会出色的领导。1937年12月上旬,他在上海的一家救亡团体活动时,被日本鬼子逮捕关押了20多天。他机智沉着地应付敌人的各次审问,始终未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,敌人抓不住把柄对他也无可奈何。后经他父亲多方营救获释。释放后,他立即找到党组织,又投入了火热的斗争。

1938年1月,上级党组织鉴于上海环境日趋恶化,王明扬被捕后已成为“红人”,决定将他调到浙江工作。他到了浙江,开始在宁波缪家桥小学教书,同时在附近农村开展救亡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。不久,被调到中共金衢特委,任宣传部长,后又改任组织部长兼兰溪县委书记。1939年9月,被任为特委书记。金华在浙赣铁路干线的枢纽,当时为国民党省政府驻地,许多文人也集中于此,金华已成为浙江政治、文化的中心。王明扬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工作得很出色。几年来,金衢特委所辖的区域内,大部分县建立了县委和基层党组织,发展了大批党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
1941年6月,省委调王明扬任浙南特委组织部长兼闽浙边区办事处主任。

当年初,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,闽浙边区和浙南各地的形势十分紧张,国民党顽固派增派闽保第二团在闽浙边区各县“驻剿”;各县也成立了“搜缴队”、便衣队,对我党进行夹攻。一些动摇份子相继叛变,一大批党员干部被捕、被杀,福鼎、鼎平两县的基层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。乌云笼罩着闽浙边区,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在血雨腥风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。王明扬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被派到边区的。他初到那里,人地生疏,语言不通,加上环境险恶,困难重重。但他毫不畏缩,一到边区,立即深入群众,很快地就和群众打成一片,适应了新的环境,工作逐渐有了起色。边区各级党组织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了,在某些地区并且有了新的发展。他首先到福鼎,召开福鼎县委主要干部会议,制定了适应当时条件的斗争方案。随即到福鼎线下东区,同县委部分同志研究如何恢复鼎平县的工作: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设法转移,同时改变农村支部横的联系,尽量避免因目标暴露而带来的损失;又设法把蒲门区失去联系的同志找回来,并分批组织人员到各地区去工作。他还组织了一部分同志以各种职业为掩护,到海岛进行隐蔽活动。他每到一处,先组织县、区主要干部认真学习党的政策,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,提高他们对革命的信心。在此基础上,再给他们分配工作任务。他在边区废寝忘食的工作,从不考虑个人生命的安危。1942年3月,他来到福鼎,召开县委主要干部开会,根据当时国民党进攻的形势,讲清了我们的政策,布置了任务。他自己去岭头乡工作。会后分开时,有的同志考虑到他对周围的环境还不十分熟悉,建议由熟悉岭头乡情况的谢秉培协助他工作。他不愿身边多留人,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前往。

1942年4月4日,他在福鼎县沙潭村遭到国民党福鼎便衣队和保安队的两路夹击,情况十分危急。他面对众多敌人,沉着地还击,但终因众寡悬殊,壮烈牺牲,时年29岁。

王明阳牺牲的第二天正是是清明节,人们为边区失去一位好领导,为大家失去一位贴心人而恸哭。国民党顽固派则把王明扬的头颅挂在福鼎县政府门前的榕树上,“示众”3天,妄图把革命者吓倒。但是边区人民是吓不倒、杀不绝的,他们化悲痛为力量,前仆后继,继续战斗。

解放后,福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福鼎城关为王明扬建立纪念碑,让战友和后人凭吊。王明扬为党、为人民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光辉形象,永远留在人们心中!